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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财经大学体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裕雄认为：“在这个时间点上出台这份文件，我个人理解有两个关键原因，首先是经过几年的改革与发展，一些关键的体制机制性因素还没有得到解决，在体育产业高速发展过程中，矛盾越来越突出，包括融资难的问题、体育设施用地、因体制性原因造成的成本过高问题等等，已经严重制约了体育产业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确实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另外则是扩大内需的迫切需要，在中美经贸摩擦、经济下行压力大的情况下，扩内需、保增长的任务很紧迫，体育消费作为新型消费，无论是根据先发国家的经验还是我们的实际情况来看，还有很大的潜力，能够为扩内需做出更大的贡献，但需要我们通过进一步的供给侧改革和需求端培育引导，把体育消费潜力释放出来。”

　　王裕雄说：“近年来，我在各种场合接触到的一些企业对这些问题的反映都比较多，甚至还有不少意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意见》中的很多举措都是‘及时雨’，相信这些举措在解决问题的同时也能够给企业和市场带来信心，让社会各界看到决策部门坚定不移推动体育产业发展的决心。另外，《意见》除了直面问题，其解决措施的深入务实性也值得肯定，例如在之前的政策文件中，包括46号文在内，都强调了体育无形资产的重要性，都提出要保护知识产权，而《意见》除了继续强调保护知识产权之外，还明确提出了‘建立体育无形资产评估标准、完善评估制度’，这就为体育无形资产交易市场的形成、体育无形资产多元化的价值实现方式以及资本运作奠定了制度基础，而这一措施也是之前文件中所不曾提到的，这很能反映出《意见》的深入和务实。”

　　体育学者、体育产业专家易剑东认为，《意见》体现出有关部门对发展体育产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但在一些更为具体的细节方面，仍需要通过理论和实践层面的细化，才能让政策真正落地。易剑东说：“以我比较熟悉的马拉松为例，现在马拉松办赛面临三大问题。第一大问题就是城市政府对安保、交通、卫生、医疗等等这些赛事必备要素，怎么担责任？包括经费分担和成本的核算，这一块有一定问题。第二个就是市场招标这个环节依然有不完善的地方。第三个就是办赛的市场主体有公司、有媒体、有事业单位，这块没有一个基本规范。现在有很多部门负责，但挑战是能不能做出细则来。比如安保，一场足球比赛，中超、中甲到底需要多少保安，是1500还是2000，还是200还是100？安保的专业化、市场化怎么搞？一场马拉松到底应该有多少保安？现在有很多不必要的安保成本，如果出一个细则，让大家有章可循，这样才会比较规范。”

　　王裕雄说：“关于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实际上发改委等相关部门有一个标准，比如说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应该到4%。我个人认为意见中提到‘推动体育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应该是在强调体育产业增加值未来要达到一定的体量规模，在国民经济中要占到一定比例。基本上目前大多数先发经济体体育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大概也在这个水平左右。如果抛开这些客观标准，我认为体育产业还应该在吸纳就业、关联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乃至促进经济转型升级上发挥显著的作用，从体育产业的自身特征和优势来看，是可以做到也应该做到这一点的，这就要求体育产业在规模增长的过程中要不断完善结构、不断提高体育服务业比例，同时要加强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发展。”

　　北京大学国家体育产业研究基地副主任何文义说：“促进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这个手段的目的是推动体育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其实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其实也还是手段，最终目的还是人的身心健康，到最后要实现的目标是美好生活。体育产业成为支柱性产业，这是可能的。从消费的业态发展来说，我们传统消费比如吃的、住的、穿的消费占大头，那现在慢慢地，生活方式的消费占大头了。打个比方，一个月吃饭的钱可能花一千块钱，但是参与运动、跑马拉松，可能要两三千块钱，这样体育的消费在家庭支出里边可能占比就高了，这是一个发展方向。当生产力足够发达时，可以把人类从劳动当中解放出来，每个人都拥有足够多的闲暇时间，那度过闲暇时间最好的生活方式就是体育，所以将来人的生活方式占消费主导的时候，它必然带来体育产业成为支柱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