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普知识

　　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科学知识社会学代替了默顿的科学社会学，并以其激进的社会建构论知识主张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尽管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目标是要揭示科学知识是社会地建构起来的，但研究进路却是多元的，先后出现了以巴恩斯、布鲁尔为代表的爱丁堡学派和以科林斯、平奇、特拉维斯为代表的巴斯学派的科学争论研究；以拉都尔、伍尔加、谢廷娜为代表的实验室研究；以马尔凯和他的约克小组为代表的文本与话语分析研究。这些都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主要研究场点，但实验室研究在这些研究场点中是较少受到批判的一种，且它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社会建构论主张有着密切的联系，是实现SSK目标的重要途径。鉴于实验室研究在科学知识社会学中的重要地位，本文拟就其研究的基本理论策略、研究方法、主要代表人物及研究进路进行叙述并作简要评价。

　　科学知识社会学把实验室研究引人其研究范围并作为重要研究场点是与整个科学知识的认识转向有关的，它是传统的知识观和科学标准受到普遍的怀疑和挑战的结果。传统的知识观认为，知识是对自然界的客观描述，科学是由自然界决定的，人只是被动地反映自然；科学知识是被证明为真的命题，是客观的、标准的、具有普遍有效性的，不带有任何主观性和直觉的成分，也与社会因素无关。而科学知识社会学则一反传统的把科学知识看作“自然之镜”的观点，认为原先被认为是纯粹的、客观合理的科学知识实际上是社会建构的产物，科学更多的是社会建构性的，而不是描述性的。自然在知识的产生及确定其真理性的问题上是无发言权的，正如科林斯所说的：“在科学知识的建构中，自然世界只起很小的作用或不起作用。

　　1962年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开拓了对科学的社会学研究的新视野，其知识的社会学转向的主要含义说明，知识不再是纯粹真理的载体，而包含了许多社会的因素，对知识的研究必须置于一个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科学知识社会学承袭了库恩的社会学研究传统并对其进行激进的解读，把实验室研究提高到一个战略地位，这是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目标纲领分不开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全部工作重心是说明科学知识的认识因素与社会因素的结合，说明在科学知识的形成过程中无不包含着社会方面的成分。为了揭示科学知识的社会构成，打开“既成科学”的黑箱，一些人继承库恩的相对主义认识论，选择案例进行争论研究，认为知识社会学应当公平同等地对待真理与谬误、理性与非理性、成功与失败，这些对立的两方面都应当得到说明，从而认为科学知识是科学共同体谈判和妥协的结果；一些人把文本与话语作为分析单元，更多地采用了符号学、修辞学、解释学和文学批评的理论和方法；一些人则走进实验室对科学家的日常生活实践进行人类学方法研究，通过观察科学家做了些什么、怎么做来揭示知识的制造过程。真正能够更好地贯彻SSK社会建构论主张的正是后者，因为科学知识社会学“主要研究科学对象如何在实验室中被生产出来，而不是事实如何被保存于关于自然的科学陈述过程中”。

　　自默顿的博士论文《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与社会》发表以来，科学社会学这门交叉学科得到长足的发展，但同时也遇到了诸多方面的困境。默顿的研究范式在一定程度上承袭了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和曼海姆的成果，最基本的设想仍属于认识论范畴。他有四条原则，即普遍主义、公有主义、无私利性和有条理的怀疑主义。同时，他也认为，科学知识是实证的，如果一旦被证实，其内容在社会中就是必然的；科学知识不受科学家个人素质及其社会地位的影响，因而，科学共同体评价理论的技术性标准是固定的；科学的目标就是“扩大正确无误的知识”，知识是在经验上可以验证而在逻辑上首尾一致的关于规律性(实际上是预言)的陈述，技术规范和道德规范将为达到这一目标提供工具。默顿的这些主张忽视了科学的社会实践目的，把注意力只集中在获得真理这一科学的功能之上，对科学的生产力功能没有给予始终一贯的关注。并且，由于默顿把侧重点放在社会结构如何影响科学子系统上，致使科学社会学只限制在探索支配科学家的社会行为的原因和支配科学活动的社会体制上。因而，在默顿的研究范式中，社会学家只是通过统计论文或引证的次数来考察科学家对知识增长的贡献，而不分析科学知识的社会根源，似乎科学思想的分析只是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史家的工作，这就造成了一个“交叉空白点”。库恩的范式理论很好地阐析了科学知识赖以产生的社会文化条件，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这一空白点。这样，虽然库恩并没有像默顿那样建构一个完整的社会学体系，但是库恩哲学却直接导致了科学知识社会学这一新学科分支的诞生。

　　系统效能是系统的实际行为表现与系统目标的匹配程度，其度量和评估往往牵涉系统科学、管理科学和行为科学等多个领域［1］。目前，国内效能评估研究成果多集中在武器装备［2］、火控雷达［3］、电子对抗［4］等领域，研究内容包括评估指标体系及模型构建、评估方法及模拟仿真。但是，这些研究主要是效能评估领域某一知识点的微观聚焦，缺乏对该领域研究现状整体格局的宏观可视化分析。科学知识图谱（MappingKnowledgeDomains）是用于显示科学知识发展进程和结构关系的图形，既是具有时间序列化的知识谱系，又是可视化的知识图形；可对知识或研究群体所构成的复杂网络进行聚类分析和共引分析，将海量数据以图形、图像等可视化集中表现形式，挖掘数据之间的潜在关联，实现数据可视化信息处理，以协助人们做出科学合理的决策［5-6］。科学知识图谱分析技术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发展迅速［7］，目前被广泛应用于管理科学［8］、安全科学［9-10］、科技管理［11］等领域。笔者基于华裔学者陈超美开发的科学知识图谱可视化软件CiteSpaceV［12］，以中国知网CNKI上的核心期刊为数据源，检索效能评估领域近20年所载论文，分析研究成果产出时序、研究力量分布、作者合作、机构合作、关键词及其文献共引、突变词分析；通过科学知识图谱的可视化分析呈现效能评估研究领域的知识结构、规律和分布情况，实现科学知识从微观聚焦到宏观可视化分析的突破，进而对效能评估领域研究动态的总体把握。

　　1.1数据来源及方法。以“主题=效能评估”在中国知网（CNKI）上检索最近20年（1998年~2017年）的文献，共得到3089条数据；根据布拉德福定律可知，少数核心期刊集中了该研究领域的大量重要文献，于是在高级检索中将期刊来源类别选择为核心期刊和EI源期刊，检索条件：精确，经过筛选去除不相关的声明、通知、公告等，可得该领域的有效文献1248篇。将检索结果导出为Refworks文本文件，导入CiteSpaceV中进行格式转换，“TimeSlicing”选择1998年-2017年，“YearsPerSlice”设置1年为一个时间分区，“TOPNPerSlice”选择阈值50，即每个时区选择高频出现的前50个节点，采用网络裁剪运算策略（pruningslicednetwork），绘制作者、机构合作网络知识图谱，有效地完成效能评估领域科学研究进行可视化分析。1.2论文产出时间图谱。论文产出是衡量研究领域已有知识的累积量以及成熟程度的重要指标，笔者将效能评估研究近20年的核心期刊论文进行时间图谱分析如图1所示：效能评估领域研究论文产出曲线基本符合科学文献的指数增长规律———普赖斯逻辑增长曲线年，国内效能评估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论文年平均不超过10篇，是普赖斯曲线年，国内效能评估研究论文呈现线年，该领域研究论文呈指数型增长趋势，并于2007年达到了峰值105篇，该年研究成果占比总研究成果的8.3豫；2008年-2017年，该领域论文发文量基本稳定在（80~100）之间波动，标志着国内效能评估研究已经成熟。将刊载效能评估领域研究论文的北大核心期刊按其刊载量进行降序排列，前十位分别是《火力与指挥控制》（358篇）、《系统仿线篇）、《弹箭与制导学报》（66篇）、《电光与控制》（63篇）、《现代防御技术》（61篇）、《系统工程与电子技术》（55篇）、《计算机仿线篇）、《空军工程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7篇）》、《现代雷达》（27篇）、《兵工学报》（23篇）。根据布拉福德定律，该领域最核心区期刊所刊载的文献数量约为总数的1/3，即1248/3=416篇。由此可见，国内效能评估领域已形成集中稳定的核心发文期刊群；其中，《火力与指挥控制》和《系统仿真学报》为效能评估领域的核心区期刊，两种刊物均为北大核心和CSCD核心期刊检索，所发表的文章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该领域的热点，是该领域后续学者的重要参考期刊源。笔者进一步对核心期刊群进行时序统计分析如图2所示。可见，2007年-2016年是国内效能评估研究的高产年度范围，两类核心区期刊时序变化曲线显著不同。其中，《火力指挥与控制》所刊载的效能评估相关论文从数量上看，走出了普赖斯逻辑曲线的缓慢增长、线性增长、指数型增长和稳定震荡阶段；其年度产出在2007年首次超出25篇后一直保持在该水平以上，且在2016年达到峰值38篇。《系统仿真学报》所刊载的效能评估研究论文首次出现在2004年，年度产出随后缓慢增加，在2008年达到峰值14篇后迅速下降。1.3学科分布。通过对效能评估领域近20年的研究论文分析，提取研究成果的学科分类如表1所示。其中，武器工业学科方向效能评估研究成果最突出（742篇），占总研究成果的58.86豫；其次是航空航天科学工程学科方向（186篇），占总研究成果的14.75豫；电信技术学科方向发文164篇（占比13豫）；军事技术学科方向发文量105篇（占比8.33豫）；计算机软件与应用技术学科方向发文量为93篇（7.45豫）；各学科方向发文量时序变化趋势基本相同，呈现典型的普赖斯逻辑曲线效能评估研究合作图谱分析

　　2.1作者合作图谱。根据普赖斯定律，某一领域的核心作者发文数m应满足：m=0.749*nmax姨（nmax姨表示发文最多作者的文献数），经过统计分析可知m=0.749*31姨=4.17，取整得到5，即在效能评估研究领域发文量大于等于5篇的作者可视为核心作者，近20年共有55人，共计发文403篇，占总文献数的32.75豫，未达到普赖斯所认为的核心作者发文总数占全部发文量的50%，说明国内效能评估领域还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核心作者群。笔者采用CitespaceV对效能评估研究领域的作者合作关系进行分析如图3所示，字号越大说明该作者发文量越多，红色圆圈表示作者间的合作研究成果较多。可见，近20年来该领域共包含252个作者、252对合作关系、作者合作网络密度为0.008；说明作者之间的合作关系网络整体较为松散，即效能评估领域没有形成联系紧密的合作网络。但是，以来自同一院校师生之间2人~5人之间的局部合作网络较多，如空军工程大学的徐浩军、华玉光、刘凌、孙金标、郭辉等5人组成的最大子网络，通过发挥团队集体优势，承载效能评估知识的延续性，提高在该领域的科研产出效率。通过分析作者合作网络可知，该领域核心作者中的高产者（假定其论文总量大于等于10篇）有张安（31篇）、徐浩军（18篇）、郭三学（14篇）、高晓光（13篇）、罗鹏程（12篇）、王维平（12篇）、武昌（12篇）、周经伦（10篇）。笔者将效能评估领域论文高产者前三甲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时序统计分析如下页图4所示：这3位学者的发文量时序变化曲线截然不同；西北工业大学的张安近20年几乎每年都有产出效能评估相关论文，其中2008年达到峰值8篇；空军工程大学的徐浩军在该领域的研究从2006年开始，年平均发文量为3篇；武警工程大学的郭三学在效能评估的研究开始于2014年，且年平均发文量为4篇。2.2机构合作图谱。通过分析效能评估研究论文的机构合作网络如图5所示，近20年机构合作网络节点数111，合作关系数57，网络密度为0.0093。网络节点和字号的大小反映机构发文量的多少，红色圆圈表示机构合作研究成果较多。该领域量排名前十的机构包括空军工程大学（239篇）、西北工业大学（107篇）、国防科技大学（90篇）、北京航空航天大学（44篇）、海军航空工程学院（41篇）、海军大连舰艇学院（35篇）、海军工程大学（30篇）、第二炮兵工程学院（27篇）、电子工程学院（27篇）、理工大学（25篇）。节点与节点之间的连线表示机构之间合作次数。由图可见，参与效能评估领域研究的机构之间的合作关系比较疏散，合作关系较为突出的是空军工程大学和西北工业大学。2.3关键词共现图谱。关键词是对所述文章思想和观点的高度概括，笔者通过对近20年效能评估领域1248篇核心文献的分析，提取得到关键词3967个，通过统计分析得到该领域前10个高频关键词及其频次分别为：效能评估（593次），作战效能（170次）、层次分析法（91次）、指标体系（60次）、作战效能评估（52次）、评估（48次）、效能（38次）、评估模型（37次）、仿线次）。笔者将该数据导入CiteSpaceV中进行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如图6所示。其中，图谱共生产节点215个，542条连线。知识图谱中字体及其圆圈的大小代表该节点的重要程度，字体越大、圆圈越大则表示该关键词出现的次数越多，重要性等级越高，越有可能成为网络的核心节点；连接线上的数字表示共现次数，表示关键词之间的关联程度大小。CiteSpace软件中提供了一个可量化某一节点在连接其他节点中的重要程度的指标———中心度（中介中心性），若某节点的中心度大于等于0.1，说明该节点处于核心位置或对信息的流动起到控制作用。从图谱中可知，关键词中效能评估（1.21）、作战效能（0.37）、层次分析法（0.17）、指标体系（0.11）、评估模型（0.10）等节点在图谱中发挥了重要的枢纽媒介作用。综合关键词频次及其中心度，以上节点可视为共现网络的关键节点，反映了效能评估领域的核心研究主题和方法。2.4效能评估文献共引分析。表2是效能评估研究排名前5位的高被引文献，说明其学术水平较高，有较高的参考价值。高被引文献研究内容涉及武器系统、雷达、导弹、电子对抗等学科，期刊来源均为公认度较高的核心期刊。其中武器系统效能评估在高被引文献中占比67豫，由张克在《宇航学报》上发表于2002年的《关于导弹武器系统作战效能评估问题的探讨》，其总下载量最高、被引次数较高，为各学科效能评估研究奠定了基础，是后续学者的重要参考来源。2.5关键词突变分析。科学知识图谱能够显示知识单元和知识群之间的网络结构、交叉、演化或衍生等诸多复杂关系，新研究主题或研究热点的确立通常可依据词频增长率显著变化或爆发词检测；而CiteSpaceV不仅能够实现对高频节点和聚类的解读，也能通过“突变词语”的突变检测（burstdetection）来实现对学科研究前沿的探测。笔者通过对效能评估研究领域近20年的1248篇文献进行突变词（burstterms）提取分析，其结果如图7所示。1999年-2005年，“作战效能评估”突变强度和频次高居榜首，表明该时间段效能评估研究集中在武器装备和军事领域；2005年-2007年，突变词为“防空导弹”，说明该时间段的研究热点是导弹效能评估；2013年-2017年，“云模型”［13-14］和“评估指标”［15］突变次数显著增加，为效能评估学者青睐的新主题和热点。

　　以中国知网近20年收录的主题为“效能评估”的核心期刊论文为研究对象，借助CiteSpaceV对其在空间上形成的客观共现现象进行可视化分析，包括研究成果产出时序图谱、学者和机构合作图谱、关键词共引、文献共引、突变词等，从而获取该领域研究的演进情况。研究结果表明：1）科学知识图谱能宏观地勾勒出效能评估的“科学研究地形地貌图”，使得学者们在该领域的研究“既见树木，又见森林”。2）国内效能评估研究从产出、研究主题以及合作情况上都已经趋于成熟，目前已形成集中稳定的核心发文期刊群；但还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核心作者群，作者合作和机构合作关系网络均较为松散。3）关键词和突变词分析能有效地把握该领域研究的主题和热点的演变过程。

　　深刻认识要掌握现代科学文化，正处在学习的大好时期。不时提高自身素质。人类历史的演进过程，其实是先进生产力不时代替落后生产力的历史过程，而推动生产力不时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就是科学技术。人类从最早的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蒸汽时代、电气时代、原子时代，直至今天的信息时代，科学技术一直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具革命性的有力杠杆。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丰富和发展了关于科技是生产力的思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则进一步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且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重要标志”这些重要论断，都深刻揭示出科技的发展与进步对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巨大作用。党员要想在推动社会先进生产力发展中发挥先锋队员作用，就必需掌握现代科学文化，不时提高自身素质

　　党员掌握现代化科学文化，第二。不时提高自身素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要求。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之所以是最先进、最有前途的阶级和政党，归根到底因为他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社会主义之所以具有生命力，因为这种社会制度代表着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方向。然而，建设社会主义是需要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知识就是力量，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没有科技理论的武装，就不能顺利地建设社会主义。列宁曾经指出：一个文盲的国家里是不能建成社会的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干成为者。也曾经指出：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愚蠢的军队是不可能战胜敌人的同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有掌握先进科学文化知识的全体党员。

　　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ofScientificKnowledge,以下简称SSK)自20世纪70年代初在英国诞生后发展势头一直很迅猛，目前在国外社会学研究领域占据主流的地位。但在国内，人们对SSK的认识却只能说是刚刚起步。国内对SSK的最早介绍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当时南开大学的刘甭浦教授在其主编的《科学社会学》一书中对SSK有初步评价。20世纪90年代末，国内第一本对SSK进行系统研究的专著《科学的社会建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与实践》产生，一些主流的社会学和哲学杂志也开始密集地翻译SSK的论文，一些出版社则系统地引人了SSK的主要作品。尽管一直受到激烈的批评，但笔者认为SSK的研究也有其合理成分，如果对其作深人的反思，并从中得出有益的东西，则对我们的学术进步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1.SSK的学术思想渊源。SSIC有多种学术思想渊源。该学派的代表人物马尔凯声称，他们是在库恩的哲学思想影响下，在批判了传统的实证主义科学观之后，研究科学知识的相对性和社会内容的学派。科学社会学家本?戴维指出:这个学派是在“反实证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现象主义、社会学中的人类学方法)兴起和科学哲学中相对主义、建构主义的影响下产生的。并且，它与迪尔凯姆和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传统相联系。国内研究SSK的著名学者刘华杰则认为，SSK的思想可以追溯到19世纪德国图宾根学派的“教会编史学”、旧知识社会学、科学哲学家库恩后期的哲学及对传统科学哲学的反对。据此，可以这样认为，SSK既是对传统知识社会学的继承，也是对正统科学社会学的批判，更是在科学哲学尤其是库恩的思想影响下形成的。

　　2.SSK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仅仅从思想渊源上解释SSK的产生，并不能完全说明其何以在短短的几十年间迅速发展为全球范围内科学人文大战的最主要根源，还必须对SSK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予以特别的关注。在西方，自柏林墙倒塌、冷战结束以来，硬科学(自然科学)在其自身发展中遇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无法解决的困难如巨型化、实验周期延长等，其负面影响开始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人们对科学家的信心和信任有了持续的丧失。而另一方面，向来被自然科学压倒的人文科学认为科学实验室获得的太多资助与其产出是不成正比的，因此极力反对政府对自然科学的过多投资，认为人文科学应该享有和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以上这些情况诱发和助长了对科学本身的考察，为以反对科学权威为主要特征的SSK提供了最有利的发展契机。在过去，国内对SSK社会文化背景的介绍普遍有所忽略，而这恰恰是全面理解SSK产生和发展的关键。

　　进人20世纪，科学在理论和应用上所取得的迅速而广泛的进步，不断强化了人类自启蒙运动以来根深蒂固的科学主义信念，科学唯我独尊的霸权地位得以确立。“大科学”(BigScience)观念也随着普赖斯《小科学，大科学》(1963)的发表日益深人人心。然而，在经历了上世纪20年代的大萧条、两次世界大战、核军备竞赛及环境生态危机后，科学之剑的“双刃性”为人们充分体会。人文学界在60年起了“反文化运动”，支持与科学共同体普遍主义立场相对的价值与精神，两种文化(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的对立由此形成。人文学者认为，科学并不是理性的解放力量，而是被广泛的教条所限制，或被福柯表达为一种等价于权力的知识系统。’?这种对“文化霸权”的批判促使人们注重对知识与社会相互关系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