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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后，即在党的章程中提出坚决执行“铁的纪律”，要求党员接受“军队式的训练”。面对组织规模小以及处于地下斗争的状况，将培养重要干部的任务放在莫斯科，旅莫支部应运而生。1921年底，旅莫支部依托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大学（以下简称“东大”）中国班成立，是第一个海外支部，承担着为全党培养高级干部的使命。支部最初设编译部和监察部，1923年春将两部门取消，新设训练部，后又增设研究部、编辑委员会及中国策略问题研究会、党的组织问题研究会等5个专题研究会。党和团实行一体化管理，团支部亦设有训练部。至1926年6月支部被取消，共有包括、罗亦农、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在内的约500人在中国班接受训练。
作为共产国际推动世界革命的产物，东大是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最初学制为7个月，1922—1923学年改为3年。学校不拘泥于学制，允许各国学生根据革命需要随时回国。旅莫支部深知国内迫切需要革命干部，告诫成员“须随时准备回国参加实际革命的工作”。为此，支部创立快速训练干部的模式：以3个月为训练周期，开展密集训练，使成员掌握基本革命本领，初步具备回国工作条件；暂不回国者自动进入下一训练周期。从1922年1月至1926年6月，旅莫支部共开展18期训练，最初由监察部管理，1923年4月后改由党和团的训练部负责。训练内容包括政治理论学习、军事短训、化妆技术、演讲等，党团员一般经过2个以上的训练周期后被派遣回国。
马克思主义政党具有自我批评的传统。马克思主义诞生于对工业革命的反思及对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中，重视批评的价值。恩格斯在1891年强调，能够自我批评的党具有巨大的“内在力量”。1904年，针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存在无原则争论的状况，列宁深刻意识到严格纪律和改造党员的重要性，要求革命者进行“自我批评”，“无情地揭露自己的缺点”。“自我”实际指代整个组织，意即对党员有批评自我和批评的双重要求。十月革命胜利后，为提升党员干部建设新政权的能力、统一全党思想，自我批评运动在俄共（布）普遍展开。列宁号召党员“通过自我批评来学会办事”，推动俄共（布）通过“更经常”、“更广泛”地召开党员大会等形式，“批评党的错误和开展党内各种批评”。
其次，支部鼓励之间打破隔阂，利用私下场合开展批评。遵照东大党务工作条例，旅莫支部要求老生与新生积极接触，加强交流。老生需填写“对新观察的结论一览表”，提出意见，帮助新成长。老生由新生成长起来，深知适应过程中将会遇到的问题，以及所要经历的心理转变。为使新生少走弯路，尽快融入新环境，他们对新生的批评一般较为严厉深刻，力争全面揭示不足。因此，每位新生往往能收到多名老生意见，其中就有“虚心接受的批评”的忠告。潜移默化之下，批评训练融入支部成员日常交往中。1925年3月，关向应和支部成员在谈话时论及陈启修，认为其日常言谈有一半未站在阶级立场上，支部应努力帮其站稳立场。当成员临近回国时，除支部给予鉴定外，其他成员也会督促和劝勉，归国亦会要求熟悉的给自己“一个批评”。临行前的送别叮嘱，既不乏间的温情，又寄托着共同的革命理想。
支部开展组织纪律建设，首要目标即是实现无产阶级化。无产阶级化，又被称为布尔什维克化，是20世纪20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国党员教育的共同目标，也是旅莫支部干部训练的核心指向。支部成员以学生出身者为主，部分来自工人群体，二者的身份差异对思维方式产生影响：有学生出身者“蔑视”工人出身的；后者“总觉着自己不如学生”，不愿与其接触。旅莫支部要求成员通过批评训练消除等级观念，不管何种出身者均要实现无产阶级化。支部强调，无产阶级化“在行动方面是纪律化了的，赤裸的，勇敢的，富于牺牲的；在个性方面，是友爱的，没有成见的”。以无产阶级化为要旨的批评训练，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支部内部身份差异所带来的思想分歧。
最后，训练党团员养成扎实革命能力，形成自觉批评习惯。培养革命能力是批评训练的更高要求。为推动革命发展，共产国际着重培养各国留苏学生的“战斗力、组织能力和宣传鼓动能力”，旅莫支部制定“旅莫中国支部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关于训练工作具体方针”，共34条准则，在实践过程中又衍生出诸多细则，成员以此为标尺要求自己和。革命是你死我活的斗争，部分人虽有远大革命理想，但难以承受挫折失败和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常有意志松懈、情绪消沉的时候，支部强调，“人永久是卧薪尝胆的为无产阶级利益奋斗”，“要用冷静的头脑去观察事实，要有坚决而且积极的精神和灵敏手段去做事”，“绝对虚心的去改骄傲、喜出风头和一切不落实际的毛病”，不可表功、畏难，做事不能勉强。有被批评存在革命意志不坚定、缺乏韧性等问题，认识到组织的批评非常及时，给自己一个“顶大的教训”，决心“与自己的毛病作决死战的奋斗”。
尽管在开展批评训练之初，旅莫支部便十分注意杜绝“批评自由”现象，但难免受其影响，曾发生普通党员打着“批评自由”旗号攻击干部的情况。支部干部经选举产生，能力较普通党团员突出，又多是会议组织者，受到的批评相对较少，有人就此公开质疑，批评领导干部与一般标准不同，“应该反对”，甚至以“消极退出或自杀”相要挟。因部分领导者对训练工作急于求成，谈话中使用一些情绪化语言，被批评者反唇相讥，互相批评演变为互相咒骂。还有人借批评之机揭露对方的“短处”，刘伯坚称此种行为是报复式“攻击”。训练部主任陈乔年发现，新到校学生较多存在“沉默倾向”，一些犯过错的被批评后仍“潜伏不动”，消极应对。此外，小组批评训练常存在下列现象：成员只在批评会上发表批评意见，不重视日常批评；或“含默”不说，需要发表意见时才说出来应付。批评用语程式化、空洞化，无关痛痒、避重就轻，多数均被批评存在个性强、骄傲、小资产阶级习气、无政府主义倾向等方面问题。此类“批评”多带有应付任务的倾向，影响训练效果。
旅莫支部认识到，党员发展和纪律建设相辅相成，只有加强组织入口管理，从源头做好党员选拔工作，方能减少日后党员训练的窒碍因素。在此背景下，旅莫支部推动设置入党预备期制度。二大制定第一个党章，规定申请登记即可为党员，入党门槛较低，为思想驳杂、动机不纯者留下可乘之机，无政府主义分子混入党内与此不无关系。旅莫支部向中央建议设置预备党员制度、提高入党介绍人标准。这一建议既是对全党发展情况和自身建设经验的思考，又借鉴了俄共（布）的组织经验。俄共（布）长期采用登记制吸收党员，致使组织内部纷争增多。十月革命前，俄共（布）为加强组织建设调整党纲，规定有2名党员介绍方可入党。1919年12月，为防止投机分子渗入，俄共（布）规定，新加入党员根据成分不同，须有2—6个月预备期。
旅莫支部并未视入党为党员身份转换的完成，而是将其视为重要开端，主张通过对党团员进行系统训练，尤其通过批评训练纠正成员思想和行动中的错误。通过对支部情况的分析，旅莫支部认识到，对于党团员尤其是知识分子出身者的泛民主思想，若是一味压制，往往适得其反。为此，支部强调集中制的同时，并不否定民主表达，但在批评的裁定上坚决贯彻集中领导。为使批评训练更具落脚点，旅莫支部规定党团员入校后须向组织提交自传，作为成员间增进了解的重要材料。书写者在回溯过往中真情流露，自我审视后更易接受批评。有成员写道：自己有很多不足，“深望们以很诚恳的态度来批评鉴（监）督和指导我”。为及时掌握组员思想动态，支部要求各小组长定期检查组员笔记，作为互相批评重要参考；同时，组员间要交换阅读学习笔记，“相互的指出错误，互相严格的观察监督批评”。笔记中自我剖析的文字使个人性格特征及思想转变跃然纸上，即使交换笔记者彼此不熟悉，依旧可以借此了解对方，并自然地与他人比较，无形中塑造了你追我赶的训练氛围。
当批评训练发生窒碍时，旅莫支部及时干预，掌握训练主导权。批评训练推行初期，存在模糊地带，部分党团员随意批评，助长了因批评互相争吵、自认有理的风气。支部根据成员特点展开针对性指导，由组织出具意见。对于好面子者，旅莫支部指出其出自虚荣心，革命应拒绝虚荣，主动投入训练；“好人主义”对于组织一定程度起着破坏作用，所有成员“应随时随地纠正的错误，绝对反对客气与消极的态度”，否则是对党不忠实；对不与人接触、自觉高人一等者，支部将其定性为“站在第三者的地位观察和批评团体和”，予以严厉批评；而立足于个人利益者，支部谆谆善诱，使成员摈弃个人好恶，认识到革命“亡命在外，必定更为亲密”，帮人改错到关键之时可能救人性命。在批评训练的过程中，成员对自身问题多经历由漠然置之到幡然醒悟的变化，逐渐产生与党组织休戚与共的感情。
在深入推进批评训练过程中，旅莫支部摸索出一套以五步阶级分析法为核心的系统化训练方法：（1）明确成员的阶级地位；（2）分析其过往生活经历；（3）考察其为什么加入党或团组织；（4）找到问题原因；（5）提出解决办法。支部认为，此前批评浮于表面的重要原因，在于未能触及成员阶级本质，故要求从家庭出身和过往经历中深挖限制自身发展的因素。在此要求下，支部成员潜移默化植下通过阶级或社会出身剖析自己和的意识：“时时不要忘记我们是什么社会出来的”，“我们不配作一个革命者”，故而要“很虚心的接受客观的批评”。阶级分析法引导支部成员从社会根源追溯自我成长历程，既与个人成长经历紧密结合，又有助于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
为规避俄共（布）自我批评实践中的大起大落问题，旅莫支部注意提高批评训练的科学化水平，尤为注重提高成员批评技巧，培养其革命洞察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支部深知互相批评易使人际关系紧张，强调把握批评的尺度和弹性，宽严并进，以免产生“批评他好的他便感谢他；批评他坏的他便怀恨他”的问题。为照顾被批评者的情绪，支部指出，互相批评应注意场合，个人批评“须循循善诱”，组织批评则“义正语严”。批评时机非常重要，支部告诫成员尽量在发现错误之时予以批评，以免事后难以对证。当批评性格孤僻多疑且对组织不够坦诚的时，支部要求批评者一定表现得坦诚，同时勇于“积极揭破他的假面具”。总之，支部要求党团员在“精细而严密地去观察的错误”前提下，“批评一次即要求能收得批评一次的效果”。旅莫支部要求所有人站定组织立场，将“观察和批评”视作训练工作的开始，相互批评与监督是成为合格员的“一种手段”，“怕批评不接受批评都是未站在关系上”。易言之，革命者是站在党的利益上与的毛病斗争，不应曲解间的善意，更不能心怀不满、挟私报复。
旅莫支部在实践中不断优化工作方法，使批评训练愈发顺畅，支部互相批评的氛围愈加浓厚。支部成员严格对待训练，在日常学习和生活中自觉养成以组织纪律要求自己和他人的习惯，集体观念日益强化，有团员以“团体犹人之身体，而个人即身之细胞，或身体之一部分”形象阐释个人与团体的关系。正如一位所言：“在初到莫的时候对于这里团体的训练稍有一点感觉着不自然”，现在则感觉“再恰当不过”。受此影响，“虚心接受批评，勿以批评不对而反攻，勿牢记过去的错误”逐渐成为党团员的共同追求。有被批评后感到无地自容，甚至请求组织取消自己的团籍。支部当然不会将其开除，而是将痛悔情绪引导转化为痛改前非的精神力量。还有受批评后心灵极受震动，认识到：“我是个小资产阶级落伍者，因为生活不安定的原故，蒙蒙昧昧的跑上无产阶级革命的道上来。近来对于革命的观点粗具概念，团体的认识亦略略明了，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他所说的“生”与“死”是瞬间的感悟，却勾勒出许多党团员在批评训练中成长蜕变的心路历程。
这一时期，党员教育主要依托党校、训练班、支部进行，内容包括主义、政策、组织以及工作（行动）教育。这些方式各有优缺点，党校和训练班易于将距离相近的集中起来，但在地下斗争的环境下受限较多，随时有暴露风险。并且受训者聚散有时，彼此并不十分熟悉，持续性较弱，多适用于理论、政策等方面的教育，难以进行个体针对性训练。支部教育则可弥补不足。支部多依托工厂、街市、厂矿、学校、村落组建，将其作为发动群众、开展革命活动的主要载体，以及党员教育的重要单元。最初称各地组织为地方支部，将最小组织单元称为小组，四大正式确定支部为党的基层组织，有三名以上党员的地方需成立支部，人数过多支部可分为若干小组。随着支部增多和组织框架日益完善，党员教育活动的开展主要依托支部进行，自我批评是党员教育和组织纪律建设的重要内容。
建党初期，尽管在工作中存在批评行为，但形式并不固定，尚处于摸索阶段。1923年5月，成都地方团干部蒋雪邨和恽代英等人就负责王右木错误执行团中央关于介绍团员的规定提出批评。在一个月后召开的三大上，陈独秀在大会报告中对党最近一年工作“提出批评意见”，指出中央委员会的错误。在对“个别中央委员”的批评意见中，陈独秀有对时局看法不清、“容易激动”的自我批评，对张国焘、邓中夏所犯错误亦逐一指出。尽管他批评的对象较为具体，但反映的问题并非孤例，对于全党具有警示性和示范性。在党团员组织训练中，团衡阳地委书记即“拿了某团员的已填调查表当面加以批评”，以此训练团员。1923年11月，团山东地委对该月组织工作和团员的错误进行批评。
虽然中国视批评为维护纪律的重要手段，但建党初期也存在列宁所称“批评自由”的问题。前述王右木受到批评后致信团中央，称恽代英等人对其作出了“可笑批评”，后者同样投书中央告以“王右木君确为热狂而忠于中央者，但因性情急躁，人多有意见”。与旅莫支部类似，批评存在意气之争，无形中影响间团结。1924年4月，团广东区委每周例会均有“批评时间”，5名委员互相“很不客气的热烈的批评，有时会发生纷乱”。在当时，之间因互相批评产生矛盾的情况并不少见。北京地区出现部分因批评发生争吵，李大钊不断邀当事人到自己家中调解。李大钊之所以如此，在于深知批评一旦“失控”，便会威胁组织乃至中央权威。1923年11月，团上海地委发布公开信，指明团中央第十二号通告违反团的章程。团广州地委批评公开信对团中央“出讥讽之辞”，背后反映出“团体组织上纪律上的重大问题”，提醒其注意维护中央权威，应通过组织程序表达意见。此事显示当时党内纪律观念较为淡薄、集中统一原则尚待加强的现实。总体而言，虽然建党伊始开展自我批评，但整体呈粗放形态，没有像旅莫支部依托小组对每名开展细致和针对性的批评训练，效果难言理想，制约了纪律建设。因国内身处紧迫的革命形势之中，更易深刻认识自我批评对组织和个人有“很大的益处”，优化批评方法的意愿非常强烈，旅莫支部经验逐渐引起重视。
尽管身处异国他乡，旅莫支部成员始终密切关注国内党组织发展，对归国开展革命工作充满期待。1925年3月，在欢送罗亦农回国工作座谈会上，蔡畅、郭隆真等人要求其努力“去洗刷我们的党”。可见旅莫支部成员对发展党组织期望之殷。大革命期间，旅莫支部归国干部充任从中央到地方的重要岗位，彭述之担任中宣部部长，任弼时为共青团中央书记兼组织部主任，罗亦农为上海区委书记，赵世炎和陈乔年实际负责北方区委工作，陈延年担任广东区委书记。此外，王若飞、尹宽、李富春、彭泽湘等人分别任河南、山东、江西、湖北党组织负责人。这些旅莫支部归国干部积极将所学应用于国内组织建设实践。1925年1月四大职工运动决议案将小组作为“培养工人阶级战斗力量的养成所”，小组会应对各组员报告“加以批评或讨论”，以便“训练组员成为健全分子”。此外，每次小组会上应作“含有批评的时事报告”。以小组为训练单元、对组员报告加以批评等方式，体现出旅莫支部批评训练的鲜明特色。在中央推动下，批评训练逐渐深入，尤其在1926年5月提出“一切工作归支部”口号后，明确要求支部会议须有“工作的批评”，包含批评训练在内的内部训练甚至被视为“惟一重要的工作”。
在旅莫支部归国干部的推进下，较为系统的批评训练迅速在地方展开。1924年底，团中央特派员陈延年改组团广东区委，要求新成立的区委会严格组织生活，每次会议须有“批评与讨论”环节，并派员参加下级组织的会议。广州地方开会时，团员须“报告其一周来所做的工作经过情形，彼此并加以批评和讨论”。显然，批评训练为基层党团员带来新的组织生活，他们感受到组织的重视，彼此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上海是推动城市革命的重点地区，党组织发展快，批评训练得到普遍应用。上海区委书记罗亦农对批评训练颇具心得，将其视为督促党员自省自察的方法。他特别强调：“各地应当多开批评会议，不断的揭发自己的错误，这样才能发展，才能取得广大的群众！并且同时也可以消除间的误会与感情的作用！”诸如此类经验的推广，使批评训练工作在基层党组织迅速下沉。
在关向应推动下，1925年11月团山东地委的批评氛围已较浓厚，每次会议必有互相批评环节，每人均要提交“批评报告表”。学生团员谢怀丹在互相批评中注意运用五步阶级分析法，结合的既往经历加以分析，进而找出问题存在的根源。她批评刘玉蕙“不信任自己的力量”，4周后又指出其“对主义不十分相信，不自信，意志不坚定，家庭观念较以往反重，工作不努力，研究无兴趣”。与此同时，谢怀丹在会议上也受到口头表达能力尚弱、“家庭观念太重”的批评。她深以为然，将自我批评融入行为习惯之中，在日记中批评自己担任支部书记以来，“工作散漫异常”，认为是懒惰的惯性导致，自我激励道：“以前种种比如昨日死、以后种种比如今日生”，告诫今后要“努力工作，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家”。不仅如此，她还制定“切实努力”改变的细则。不难看出，上述批评制度、批评用语和习惯，与旅莫支部有较强关联性。同时，济南地方的批评训练侧重思想意识层面，用语较为抽象，与这些党员多是在校学生，革命活动不多有关，亦同旅莫支部训练时遇到的情况相似。
1926年沪区党组织发展迅速，工作较之前明显繁忙，不可避免地出现各单位衔接不畅、区委力量分配不均等问题。在6月上海区委召开部委（市内各辖区的党委机关）书记对区委和上海总工会的批评会上，各部委书记对区委和上海总工会提出不少批评，尤其是罗亦农受到的批评较多，主要集中于官僚化和因不注意卫生而生病住院，进而影响组织工作的问题。罗亦农回复称，因干部少而导致自己重组织轻宣传，和各部委的联系也不足，日后将努力改正。他同时指出，现在组织规模较大，需要一些“官僚化”，其意指机关正规化和集中领导。由此可见，随着组织的发展变化，批评内容需与时俱进，方能及时校正革命行为、使全体思想达成共识。党组织营造的批评氛围也使党员认识到：“只有批评，只有指出缺点，才会有进步。”
虽然国内同样强调严明纪律，但其处理方式与旅莫支部明显不同。因缺乏批评惩戒权，旅莫支部只能通过调节支部成员归国时间等有限方式强化内部纪律，惩治乏力。国内党组织具备完善的管理制度，故能较从容地执行纪律标准，严格实行组织内的优胜劣汰。建党初期，各地出现无组织无纪律情况时，上级往往采用改组或重组的方式解决问题，但这种方法易造成组织动荡，尤其在组织规模增大后负面影响更为明显。互相批评的工作方法被推广后，成为解决组织散漫、刷新风气的重要手段。大革命期间，组织快速发展消除了之前党团组织因担心开除成员会明显缩减规模的顾虑，各地开除屡受组织批评而不改正的党团员，起到净化组织的作用。1925年初，东莞党团活动寥寥，上级组织多次提出批评，最终留党、留团察看3人并重组支部，由区委指定书记。在国内党员规模激增、管理难度增大的背景下，依托支部开展的批评训练，使党员教育有的放矢，能够及时根据革命实际调整策略，为群众性政党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在纪律建设逐步加强的过程中，党组织实现了“以组织的力量纪律的力量集合全体党员而成”的目标。
不仅如此，在国内革命实践中，组织间互相批评得以制度化和纪律化，基本杜绝了此前无原则批评上级甚或中央的情况，同时也出现党组织对群众组织批评的新形态。国内革命形势高涨，组织密度因党员规模扩大而增大，对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提出更高要求。组织间批评成为中国克服地下斗争中各机构间联络不便的重要手段，有利于各地组织及时借鉴他方经验、省察自身问题；有利于党员跳出本部门局限，站在全局角度思考、推进革命，对成长为强大群众性政党具有重要意义。每次上海区委召开会议，均有对各地方工作的批评，下级组织批评上级的情况也较为常见。罗亦农要求每名党员都要有批评精神和批评自觉，并以东大教员洛佐夫斯基（Лозовский）的话激励：“我们正在发展生长之中，我们只有考察研究自己的错误，才能决定步步前进的方针和计划。我们为了群众的革命化起见，群众的革命教育起见，为了世界革命的前途起见，我们应当不断的揭发自己的错误，这样才能取得广大的群众！”批评本身是一把双刃剑，只有经历反复实践摸索，才会对其间火候有精准把握。旅莫支部成员林育英曾生动比喻：“我们好比染了一身杨梅疮到医院里来，应当赤裸裸的任医生洗割，决不能使他带丝毫的梅毒回去！”他所说的医治，便包括批评训练。支部成员视互相批评为互相治病，但在旅莫支部的校园环境中，仅能就病症之象展开医治，无法去除患病之根。批评训练经过国内党组织的完善，成效更加明显。党团员将个人私利、自我情感和组织工作加以区分，不将私人好恶代入批评，深刻认识到只有“彼此互相观察、批评、训练、监督、谅解，才能造成一个好的员”。这样的经历对其日后成长发挥着持续性影响。曾于1927—1928年就读于莫斯科中山大学的赵一曼回国后投身革命，在残酷的革命环境中摸爬滚打，熟练运用批评训练的工作方法培育青年革命者。即便数十年后回忆起赵一曼，接触过她的人仍有“平时就是这样善于批评，又善于自我批评”的评价。
四大后，旅莫支部批评训练方法在党内推广，为党员教育和纪律建设提供了有力抓手。成立之初，多通过特派员或巡视员检查地方工作、下级向上级提交报告、不定期进行自我批评等方式开展监督执纪，缺乏连续性，整体较为粗放。旅莫支部经验在国内落地后，国内党组织结合自身探索和形势变化，以革命行动和党员教育互为表里，在革命形势变化背景下推动批评训练实现新的发展，改变了此前国内组织自我批评的粗放状况，并将支部确立为开展批评训练的主体，为批评训练的常态化开展提供了平台。支部党员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中互相对照、监督、提醒，帮助站在革命者角度思考问题，使广大党员能够客观认识到自身在阶级观念、革命行动等方面与优秀存在的差距，弥补了当时难以对党员开展针对性教育的不足，熔炼了革命队伍。常态化、制度化的自我批评落实到支部后，纪律建设与基本党务工作和革命行动实现结合，有利于党组织日常监督执纪，党员纪律意识得以提升，支部组织力和行动力明显增强。同时也应看到，早期的批评训练在实践中存在过于强调集中的问题，支部民主建设并未与纪律建设同步发展，出现开展批评简单生硬、影响感情的现象，甚至出现“左”的问题，对党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造成不必要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