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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尚希：个人所得大类，包括劳动性所得、资本所得、财产所得、经营所得，以及偶然所得。比如工资、薪金，肯定是劳动性所得，还有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这些也是劳动性所得。买股票得到的分红、股息，银行存款的利息，投资获得的收益，这些都属于资本所得，当然现在对购买国债和储蓄存款利息所得没有征税。房子出租获得的租金收入，属于财产租赁所得，房子卖掉产生差价获得的收益，属于财产转让所得，这些都是财产所得。彩票中奖了，突然之间得到一笔收入，这属于偶然所得。还有经营所得，经营所得跟劳动性所得有关联。比如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其经营所得主要与自身劳动相关，当然也有自己的投资。而劳动性所得和投资没有关系，完全是体力劳动、智力劳动获得的收入。

　　主持人：《决定》提出，研究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新业态与税制改革的关系，具体怎么理解？刘尚希：基于数字技术变革引发的新的生产方式包括企业组织形态，以及流通方式、产业形态的变化，都属于新业态的范畴，这是一种颠覆性的变化。这种经济组织形态的变化，隐含着具体的管理模式、经营模式、盈利模式的变化。比如电商平台，大家说是“羊毛出在猪身上”，这跟以前的盈利模式是不一样的。互联网平台借助数字技术搭建虚拟平台，免费供用户使用，使供求之间的物理时空限制被打破。平台方大量的投入，是通过入驻平台的商家交费、流量、广告收入等实现盈利。在这种新业态下，国与国之间、行业之间的边界变得不清晰，纳税人身份更难界定，所得属于哪一类也比较模糊。

　　刘尚希：国际上也在探索，比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提出改革方案，对于大型跨国公司的全球利润，在不同国家之间重新分配。过去税收管辖权授予国家，哪个国家的居民企业，就由相应国家管辖。但在数字化背景下，企业利润的来源是全球，所以税收也应当在全球来进行分配。过去企业在一个国家设立实体分支机构，就在这个国家交税。如果在一个国家没有设立分支机构，没有实体机构，在这个国家就不需要交税。但是互联网条件下，企业不再需要设立实体机构就可以经营。比如，美国的电商平台，欧洲的电商平台，中国消费者都可以去购买。这就意味着这些平台企业的利润，有中国消费者的贡献，按理来说这些平台企业的税收应当分一部分给中国。所以税收分配权，就要重新进行调整。